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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税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华判断，未来5年是个税改革的重点时期。改革将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完善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扩大综合范围，逐步将经营所得等纳入综合计税范围。“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政策，针对三类所得性质不同，考虑构建专门的税收体系和差异化调节策略；二是优化扣除体系，讨论较多的是费用扣除标准提高，需兼顾经济发展水平、物价、财政承受能力，基本方向是适度调整，同时建立专项附加扣除（如养老、育儿）的动态调整机制及差异化标准。

　　目前个税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18年。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按照修改后的规定，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三项所得将与工资薪金合并起来计算纳税;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房屋贷款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的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此外，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以往的按月计算调整为按年计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

　　叶永青认为，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相比，个税在财政收入规模上仍较为有限，占税收总额约9%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约27%的水平。就我国当前税制结构而言，个税尚未是财政筹资的主力税种，其规模小、纳税人范围窄（仍集中于工薪阶层）的特征，使其财政功能客观上受限。未来，一方面随着征管力度的加强，其财政收入筹集功能会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为促进消费、优化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个税扣除额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个税收入长期来看不会成为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玄等学者在《国际税收》发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提到，2018年以来，中国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从多个方面对税制进行了完善，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虽然短期减少了税收收入，但健全了税收共治、制定了配套征管制度、建立了自然人税收征管信息系统（ITS），有效提升了对自然人的税收征管能力。这些改革举措都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有效税率和收入再分配效应。

　　叶永青分析，中国个税调节效果偏弱的核心原因在于：一是纳税人口基数偏窄，免征额较高（6万元/年），仅不足20%的劳动人口实际缴纳个税，且其中约60%以上按最低档税率（3%）缴纳，这一点短期内较难完全改变；二是平均有效税率过低，多在1%—4%区间，大幅低于欧美国家10%以上的水平。这一状况可以通过加强资本收入税收征管及完善综合所得征收（包括境外所得的收入征管）来改善，但整体而言，资本税制的改革仍然有必要；三是收入来源覆盖不完整，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管控相对薄弱，高收入群体通过资本渠道获取的收入税负明显低于其劳动所得。

　　叶永青说，“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将税收列于再分配政策工具的首位。作为对个人所得直接征税的税种，个税中的综合所得通过累进税率结构（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45%）具有明显的再分配效应。其中的生产经营所得则同样是以累进税率结构（最高边际税率35%），对富裕人群的资金投资也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相应收入除了自身的累进效果带来的财富分配调节功能，其资金收入用于转移支付则构成进一步的再分配调节。对财产性收入征收20%的税率同样具有这样的效果，但再分配的效果相对较小。

　　李华与叶永青的观点一致，都认为个税的核心目标是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李华说，通过累进税率设计，对高收入群体适用更高税率，低收入群体适用低税率或免税，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为实现上述调节目标，需同步加强个税的“筹资作用”——即通过拓宽税基（如扩大征税范围、减少免税项目）、提升征管效率（如金税工程、大数据监控），筹集更充足的税收收入，为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二次分配措施提供资金支撑，最终形成“筹集收入—调节分配—改善民生”的闭环。

　　2026年，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吴晓燕在其《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及对策》一文中提及，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收界定模糊、收入渠道繁杂、监管措施滞后等方面。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包括薪资、资本收益、股利、投资收益、物业租赁等，涉及众多行业与领域。税务机关在对其收入进行核查的过程中面临较多困难。原有的个税税收征管方法主要依靠人工审核及数据校验，随着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及高收入人群数量的增长，传统方法已无法应对日益繁杂的税收管理任务。部分高收入者存在逃、漏税的现象，一些高收入者借助资本运作、境外收入等途径进行避税，还有一些高收入者通过设立海外子公司，享受税收减免。高收入者税收负担失当，影响税收的公平性。

　　2025年，安徽工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鹏、尹金承在其《中国高收入个人税收流失：规模测算与差异分解》文章中提到，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高收入个人的税收流失率接近42%，资本收入的税收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第二，高收入个人税收流失的主要症结为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经营所得，这三类所得的逃税效应与减税效应均十分显著；第三，税收流失呈现明显阶层分化，最高收入个人是税收治理的征管难点；第四，高收入个人税收流失的差异贡献率较为集中，财产转让所得税和财产租赁所得税是税收治理的未来重点。

　　叶永青表示，个税通过3%至4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直接征税，理论上具备显著的“限高”的功能。未来，一是要将高净值人群的资本所得纳入更严格征管，强化境外所得CRS申报、股权转让税收监管，使高收入群体“多渠道收入”的综合税负趋于合理；二是加大对“拆分收入”“阴阳合同”等逃避高税率行为的打击力度，合理运用反避税规则遏制不合理税收筹划，这是“限高”功能得以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是配合未来可能出台的退出籍税、遗产税等制度，构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体系。

　　对于社会呼吁较高的家庭申报，李华认为，家庭征收即以家庭为申报主体，核心是考量从个人还是家庭角度申报更合理。家庭申报更聚焦家庭成员间的收入共享、共同获取收入的特点，因家庭是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单元，具备推进可行性，但需要配套完善的管理规则，如家庭成员范围界定、年龄与婚姻状况影响等；家庭申报可结合育儿需求，按家庭内人均收入差异设置扣除标准，这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但当前应先完善现有税制体系，再逐步推进家庭申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