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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尝试对“业绩对赌协议效力”进行指引，肯定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法定无效事由，应认定有效的裁判规则。同时，《九民会议纪要》还就如下情形“是否裁判履行”进行了明确：以目标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股份回购义务方的，裁判履行不存在障碍；以目标公司作为股份回购义务方的，是否可裁判履行，要结合具体案件判断，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如违反的，则裁判履行存在障碍。具体为：收购完成后，投资方的身份是目标公司股东，如将目标公司作为股份回购义务方，其向目标公司提出回购请求，而目标公司一旦履行该义务，就会违反《公司法》第35条和第142条的规定。如要不违反《公司法》的上述强制性规定，目标公司就必须履行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义务。因此，在目标公司没有履行减资义务的情况下，投资方要求目标公司收购其股权，就存在被法院(仲裁院)裁判不予支持的风险。

　　但在私募基金投资实务中，为便于私募基金及时退出并获得收益，往往会在投资协议中约定私募基金有权随时、向任何人转让股权，并且私募基金在转让股权时无需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其他股东也没有所谓的优先购买权。而作为公司登记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公司章程实行的是实质性审查，即包括对公司章程内容的审查，因此带有上述内容的公司章程一般很难顺利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已失效）又明确将公司章程列为登记时应当提交的文件。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双方一方面会使用标准化的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备案，另一方面又会在投资协议中约定：当公司章程与投资协议不一致的，以投资协议为准。但是根据《公司法》第71条第四款，只有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才从其规定，因此双方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可能会根据《公司法》第71条和备案的公司章程来评判相关的股权转让行为，使私募基金股权转让退出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