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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研发规模和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1991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仅66万，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到2024年已经增加到724万，超越了美国的规模（约500万）。目前美国约有350万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中国为140余万，考虑到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约61万，而美国仅为17.8万，预计未来10年左右，中国在高级工程师存量上也将超越美国。尽管中国教育质量饱受诟病，但是只要未来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这些受到过系统训练的年轻人才，还是能够转化为高端人力资源。

　　从大国竞争来看，相较于科研成果产出能力，技术扩散和产业转化能力更能决定胜负。比如，在美苏争霸时期，尽管苏联的互联网、计算机终端、移动电话等方面在研发起步线上与美国差距不大，但是由于苏联应用转化能力极差，导致苏联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地位，也无法成为刺激社会发生新技术革命的通用技术。当代的科技竞争也是如此，英国、加拿大（28位诺贝尔奖得主）、澳大利亚等都是高科学创造力国家，但是产业组织能力相对弱很多（后两者有资源依赖症），在产业竞争上就落伍很多，而日韩都相对是低科学创造力，高产业转化力水平国家，反而在产业竞争上有优势。

　　另外常常为大家所忽略，也是大家非常陌生的，是一个国家的技术扩散能力。一种技术的诞生都是基于特种目的，但如果有一个有活力的技术扩散生态的话，将会让使用场景多元化，将其成为在各方面广泛应用，能够推动社会产生技术革命的通用技术（GPT）。比如，法国人发明了蒸汽机，但是在最初几十年里，它只不过是火炮牵引设备，英国工程师们将其推广到冶炼、纺织、运输中去，成为推动人类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互联网最初也不过是军事机构和科研机构中的一种信息共享辅助系统，但是最近三十年，已经扩散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基本技术。

　　所以，对于科技竞争来说，往往最关键的并不是谁先拥有尖端技术，而是谁能够有更强大力量进行技术扩散和产业转化。在最近十多年，中国也逐渐获得了全球最强大的技术扩散能力。比如，在百度、阿里、腾讯等企业推动下，中国成为互联网技术渗透率最高的国家；大疆等企业的推动，打破了国外无人机长期用于军事领域的状态，正在逐渐成为物流、农业、应急救灾等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上，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也将这门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普及化，最近腾讯元宝、等主动接入Deepseek，让这项基础模型从专业领域迅速走入十亿级用户。

　　这方面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服务保障能力，大家普遍想到的是政府调动资源支持科研的能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24年度《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联邦政府在2022年的R&D经费赞助支出是1598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R&D经费支出约6226亿人民币（折合895亿美元，其中为3814亿为直接拨款，考虑到高校基本都是公立，高校的2412亿研发经费，也基本来自于政府支持）；另一个口径为财政中的科学技术支出，2022年中国为11128亿（约1599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政府的科研支出稍微高于美国。总体看，中美应该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营商环境方面，中国最近改善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91位提升到2020年的31位，美国则稳定在前6名，中国企业在税负友好性、跨境贸易便利性、工商服务便利性等多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法治指数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根据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数排名，美国位居第20名左右，中国则是80名左右；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有全球最发达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评估和专利代理体系，而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指数（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ex）排行，中国在55个评估对象中居第25，处于中等水平。